但既然说天地以生物为心，就说明这个生不是一般意义上的生，也不是生物学上所说的生。
如果说这场争论有什么意义的话，其意义就在这里。他所谓的真我，就是现身的我。
[3]《梁漱溟全集》第一卷，第528页。中国儒家的情感哲学基本上是价值论的，但是并没有自觉地与知识论区分开来，因此影响了知识论的发展。[9]《梁漱溟全集》，第477页。[61]《牟宗三新儒学论著辑要》，第323页。这两部书与科玄论战有直接的关系，是对论战中提出的有关情感问题的进一步发展。
比如林宰平在《谈丁在君先生的玄学与科学》一文中不仅重申情感的重要性，而且归到人格问题，充分肯定东方的道德。[13]《科学与人生观》，第176页。如果按照理学家的说法，说一个喜其当喜，怒其当怒就行了。
但是，他的知行之说，都在人情事变、声色货利之中，而不在其外。这说明意志并不是纯粹理性的，而是属于情理的。喜怒哀乐心之情，生而有此喜怒哀乐之谓心之性。因为这是一个人立身行事的根本，是他自己所有的，别人无法夺走。
情感是接于外而动于中的最初的意识活动，感应之机首先是从情感上说的，有情感而后有态度、需要、动机等等，有态度、需要、动机而后有意志，因此说，情感决定意志，即意因有是情而后用。意之所发既无不诚，则其本体如何有不正的？故欲正其心在诚意。
[35]《学言上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。意志的内在根据是道德情感，但具有个人性，可说是一种个人意志，正如道德是一种个人道德一样。又如好恶，本属情，人在生活中总有好恶之情，再超脱的人也不能没有任何好恶，至少对超脱是一种好，对不超脱是一种恶，不然，他为什么选择超脱？好恶之情必有其对象，对何者好，对何者恶，这就是意志的事情了。但是，刘宗周一方面以意志为独体，说明其独一无二的地位及其意义。
又说：心者，身之所主也。因此，他转而直接批评朱子：意者，心之所存，非所发也。意之本体便是知，这显然是指良知。凡意之所用，无有无物者，有是意即有是物，无是意即无是物矣，物非意之用乎。
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孔子的从心所欲，孟子的可欲之谓善，实际上是讲道德意志的，是实现自由的意志行为。总之，儒家关于心的学说，关于心之动静、有无、寂感、隐显、微危、未发已发，等等，都在意志上得到了统一。
[25]良知只在声色货利上用功。这里所说的心，不是一个物质器官（当然不能离物质器官），而是指人的精神或意识的某种存在状态及其功能，也就是本然之明德及其明的功能。
王子塾问曰：士何事？ 孟子曰：尚志。刘宗周的哲学依然是心性之学（亦可说是心学），这是没有问题的，但这只是从儒学或新儒学（即理学）的一般传统而言。我们之所以放在情感与欲望一章中论述，是因为他们使用了欲这一范畴，但我们已经说明，这是同感性物质欲望不同的另一类欲望，即意志自由。这里所说的知，不是指良知本体，而是发而为意志的那种知，知即包含着意志行为，不是一般的理论知识，因此才有知是行的主意，行是知的工夫之说。按照孟子的学说，仁义是由恻隐之心、羞恶之心决定的，是这两种道德情感的扩充，现在又将仁义说成是志即意志。所谓心之发就是从潜意识发而为这样的意识，其真实含义就是指意志，它的特点是具有方向性、目的性。
情感又是德性的真正内容，德性之所以为德性，是由情感说明的，而不是相反。从前四句话来看，头两句和朱熹之说并无本质区别，因为朱熹也说过心是身之主，意是心之发这一类话。
好恶决不是纯粹的情感形式，它是有内容的，意志的定向性，就在于好善而恶恶，善从哲学的高度而言，就是生之自然目的性，所谓自然流行，就是指此而言的，表现在人的意识中，就是情感意向，由此才有意志定向的问题。……故意、志字，皆不离心字。
心之发动不能无不善，故须就此处着力，便是在诚意。我们在讲到孔子和孟子时，把他们所说的志当作意志来理解，而把他们所说的意当作意见、意念来理解，因为他们尚未赋予意以意志的含义。
如果分别来看，志代表意志的方向性、定向性，而意则有谋划的意思，即包含如何实现或达到其方向的策略，所以意是志的脚。这样看来，自然流行与诚意并不是矛盾的，而是一种辩证的关系。在这里，意志兼有一种理性的特点，因为它是普遍的，也是必然的，既是本然，又是必然，既是自然，又是当然，与天地之德合而为一，因此可上下与天地同流。他认为，意志之为意志，是常住不变的，具有恒定性，不属于动静、有无而又不离动静、有无。
这里，尚志和居仁由义之实践行为是完全统一的，并且是由实践行为来实现的。中国没有出现西方式的意志论哲学，这并不是说中国没有意志学说，而是中国的意志学说采取了不同于西方的表达方式，从而显示出不同的特点。
自然流行是诚意的前提，也是诚意的目的。这里，善与恶（即不善）是对立的。
[44]《学言上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十。后世心学不明如此，故佛氏一切扫除，专以死念为工夫，及其有得，又以念起念灭为妙用。
就如称某人知孝，某人知弟，必是其人已曾行孝、行弟，方可称他知孝、知弟，不成只是晓得说些孝弟的话，便可称为知孝弟。如果说这里有认识论的意义，那么，这是一种德性之知，即明德之自我直觉，与所谓横向的摄取之知不是一码事。未发而常发，此独之所以妙也。[4] 这里所说的道字，从语法结构上讲是一个动词，但是又有名词的作用，实际上是一个动名结构。
而意志又决不能离开道德情感，如果离开道德情感，就变成私意了。在我们看来，刘宗周的最大贡献，不在于在心体、性体问题上与宋儒的辩论，而在于他提出了不同于朱熹和王阳明的道德意志哲学。
[45]《答董生心意十问》，《刘子全书》卷九。意志只能是人的意志，具有很强的主体性特征，从这个意义上说，它是实现人的德性的重要途径。
如果心之发动之意必然地无不善，也就无所谓诚意功夫了。要解决这个问题，必须靠意志，即必须定在意志之至善上，才能说明这些情感的真实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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